内容摘要：论文对建国后郭沫若的多重心态进行了分析：虽身兼要职，但却失意于自己所扮演的不过是迎来送往“接客先生”的角；虽官居高位，却无力保护命在旦夕的儿子；虽新作迭出，却自叹有不少乃逢场作戏。

关键词：郭沫若；建国后；心态

郭沫若在新中国文坛有着高的地位，或许只有他才可称得上桂冠诗人。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他的诗作频频见诸于《人民日报》、《红旗》、《解放军报》这些媒体，连高领袖毛泽东也多次请其修改自己的诗词。在政治方面，新中国成立后的郭沫若，走向了自己人生的巅峰：先后担任过政务院总理、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一至五届全国人大委员长、九至十一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全国文联主席、中国科学院院长等重要职务。他去世后，官方也给予其崇高的评价，称之为“继鲁迅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1]位高名重的郭沫若，本应是志得意满，不胜荣幸之至了；但实际上，在荣耀的外表下，忧伤与痛苦也不时涌动于心：虽身兼要职，但又自各自己所扮演的不过是迎来送往“接客先生”的角，颇感失意；虽官居高位，却无力保护命在旦夕的儿子；虽新作迭出，却自叹有不少乃逢场作戏。历史的坎坷，时代的风云，在建国后的郭沫若的心中，投下的是一道道浓重的阴影。

 

做时代主潮“有能的漕手”

 

对于新中国建立，郭沫若充满了喜悦。1948年11月23日，在由香港赴东北解放区的海轮上他写下《船泊石城畔杂感》：“天马行空良可拟，踏破惊涛万里程。自庆新生弥十日，北来真个见光明。”1949年2月在由沈阳抵北平的途中又写下了《抵北平感怀》：“多少人民血，换来此矜荣。思之泪欲堕，欢笑不成声。”郭沫若多次强调时代之于人的重要，要“紧紧的跟踪着时代走，不要落在时代的后面”，要“紧抓着时代精神，在时代的主潮中使自己成为一个有能的漕手”。[2]（P153－154）畅想未来，一个光明美好的世界在等待着自己。或许在当时的郭沫若看来，跟随新时代前进应该是顺风顺水。但历史的发展却使他明白，跟上新时代也并非易事。

作为一代诗人，郭沫若先想到的是用诗行记录下新时代前进的每一步。假如把他的诗篇全部按纪年的方式编排会发现，从1949年到1978年的30年间新中国所发生的大事几乎都被囊括其中。开国大典之日，他的《新华颂》出现在《人民日报》上；而后，《突飞猛进一周年》、《庆祝建国十周年》、《十年建国增徽识》、《沁园春·一九六九年》、《歌颂“九大”路线》、《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歌颂十届三中全会》系列……单看诗题便不难得出结论：他有志于写新中国的“诗史”。为新中国写一部“诗史”，郭沫若变成了一位颂体诗人：《国庆颂》、《颂上海》、《颂武汉》、《颂三节》、《颂一穷》、《颂二白》、《颂公社》、《颂钢铁》……1966年他曾向中科院党委书记说，吴晗是借古讽今，自己是借古颂今。这样一种颂体写作，他确是有意为之。在建国前夕他就表示：要做“人民大众的扬雄”，“我是应该歌人民大众的功，颂人民大众的德的。人民大众才是我们至高无上的宙斯大神，我们之得以维持一线的生存而直到今天，实在是他的恩惠”，“万般皆下品，唯有人民高”，要“尽可能做一部人民的打字机”。[3]（P221-258）

歌颂人民，当然更应歌颂“人民领袖”。歌颂伟大领袖毛泽东，成为郭沫若建国后文艺创作的一个重要内容。发表于开国之日的《新华颂》中便有“光明磊落，领袖雍容”之句。1958年1月他在《题毛主席在飞机中工作的摄影》一诗中，则径直将毛泽东比作人间的“太阳”。这比喻自然不是郭沫若的独创，但出自于他这样一位“文坛泰斗”之手，意义毕竟还是大不一样的。郭沫若与毛泽东，交往已久。1926年在当时革命策源地广州，两人有过长达四个月的交往。1938年中央做出决定，以郭沫若为鲁迅的继承者、中国革命文化界的领袖，毛肯定是这一重要决定的主要决策者之一。1939年7月，郭父去世，毛泽东致挽联，自称“世侄”，赞郭沫若为“文坛宗匠”。1944年，郭的《甲申三百年祭》传到延安，毛写信对郭的成就予以高度评价，并表示了羡慕之情。1945年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山城重逢，两人的友谊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在特殊的形势下，毛还安排了对郭沫若的程访问；郭则把自己的手表赠于领袖，据说这块手表一直伴随到毛走到人生的终点；毛的《沁园春·雪》在重庆文化界引起轩然大波，有人大做文章说其中有“帝王思想”，郭沫若和诗两，并作《摩登唐吉诃德的一种手法》予以全力维护。建国前，毛泽东称长自己一岁的郭沫若为“沫若兄”或者“郭老”；郭沫若则曾毛为“主席”。或促膝长谈，或鸿雁传书，人民领袖与文坛巨匠，一个说羡慕他的成就，一个赞扬其对革命的伟大业绩，颇有惺惺相惜、肝胆相照之感。以此为基点审视郭沫若对领袖的赞颂，尚是无可厚非的。遗憾的是，由于政治原因，郭沫若对毛泽东的赞颂，后来竟发展为阿谀奉迎的程度。毛泽东《清平乐·红旗跃过汀江》一词的手稿中，将“黄粱”写作“黄梁”，“龙岩”则多写了一个“龙”字，“分田分地真忙”下面没有句点。这本是可以理解的笔误或疏乎，而在1965年２月，郭沫若发表于《光明日报》的一篇诠释文章中，却将这类失误辩解为“无心的”“简化”，是“随意挥洒的证据”。并宣称“主席并无心成为诗家或词家，但他的诗词却成了诗词的顶峰。主席更无心成为书家，但他的墨迹却成为了书法的顶峰。”毛泽东的诗词及书法成就的确非同一般，但以“顶峰”论之，就给人“肉麻吹捧”之感了。1961年10月，关于《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一出戏，毛与郭作诗唱和。“文革”，北京师院的学生曾就此事就教。郭沫若在回信中特意强调“一拔何亏大圣毛”一句中的“大圣毛”是有用意的，并为此颇为得意。他是以猴王暗指毛泽东。毛泽东对猴王情有独衷，他曾说自己格中有猴：造反，不安分；而在他和郭沫若的诗中又有“今日欢呼孙大圣”。在郭沫若看来，他的这个比喻定会得到毛的肯定。

后来者奇怪于郭沫若这位文坛泰斗何毕这样屈尊于这位素与自己相善的人民领袖：以他的地位实不如此。其实，就郭沫若自己而言，他并没觉得有何不妥。“我坦白地说，我是敬仰毛泽东同志的。我这不是盲目的个人崇拜，我是同样反对盲目崇拜的人。所谓盲目的个人崇拜是所崇拜的对象并不是真正代表真理的人。如果是真正代表真理的领袖，如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我们为什么不拜为老师？”[4]（P10）1966年在亚非作家常设局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讨论会闭幕式上，郭沫若致闭幕词，标题就是《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1966年底在吴玉章的追悼会上，文革已经如火如荼，他曾对陈明远说：“有些事虽然我们不能理解，但毛主席自有他的考虑。”[5]（P272）他不知毛主席宏伟大略，毛的宏伟大略若如凡人的自己都能够了解也就不是伟人了，但他相信毛是时代前进方向的代表者，他会领着自己一道前进。1978年4、5月间，在他临去世前的两三个月，他把妻儿叫到床前记下他的话：“毛主席的思想比天高，比海深，照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就会少犯错误。”[6]（P486）他是把领袖毛泽东当作先进时代的象征，是时代前进的方向。对毛泽东的顶礼摩拜是那个时代的时代氛围，郭沫若的心态实非个别。诗人何其芳就曾把是否写过歌颂毛主席的诗篇当作“当代的诗人”的评价标准。理解了郭沫若这种心态，也就不难理解他1967年6月5日在“亚非作家常设局”讨论会上当众朗诵赞颂江青的诗：“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你奋不顾身地在文艺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我们要使世界舞台也充满工农兵的英雄形象”；（《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也就不难理解，1976年他的《水调歌头》曾说要“狠批”邓小平。在当时的时代氛围中，江青往往是被视毛泽东的代言人，毛泽东亲自发动的反击右倾翻案风针对的就是邓小平。以今天的历史评价去批判郭沫若的态度未免太苛求于人。谁又能比历史老人更多智慧呢？

与时代同步，郭沫若时时急于表态，时有迫不急待、不甘人后之举。在建国初期的1950年，他就积加入批判电影《武训传》的队伍。在随后的批胡风运动中他更是敢为人先：1955年4月3日，发表《反社会主义的胡风纲领》；5月25日，发表《严厉镇压胡风反革命集团》；二天，代表七百名文化人呼请人民政府依法处理胡风。郭沫若这种冲锋陷阵舍我其谁的姿态与当时茅盾的表现形成鲜明的对照。在建国后的数次浪潮中，茅盾一直尽量保持低调，沉默是他惯常的表现，有时甚至为了躲避大会发言和写批判文章称病不出。但郭沫若却似乎一直处于亢奋状态，他每每用他那特有的充满激情的诗一样的言语来表达他对时事的态度。此时的茅公审时度事，出手谨慎，已进入知天命的境界；而郭老却并不知老，他还好象一个不更事的少年，对每一件事都倾尽了全力，如飞蛾扑火，向往光明，不计生命。郭沫若把自己1949至1958年间的报告、讲话、论论文集命名为《雄鸡集》。有人指出“雄鸡”的喻义：“由于形成了条件反射，只要一见到‘太阳’，他马上就引吭高歌，一遍遍地为它鸣心曲、唱赞歌。”[6]（P410）

紧赶慢赶，郭沫若还是发现自己跟不上时代了。1954年12月8日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会主席团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扩大联席会议上，他禁不住发出“廉颇老矣”的感叹：“我感觉着我们许多上了年纪的人，脑子实在有问题。我们的大脑皮质，就像一个世界旅行家的手提箧一样，全面都巴满了各个码头上的旅馆商标。这样的人，那真可以说上一塌糊涂，很少有接受新鲜事物的余地了。所以尽管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有五年历史，但总是学不到家。……旧的东西霸占着我们的脑子，不肯让位。……老年人哪里还能容许有什么呢？新陈代谢是对要的，无论在生理机能上，社会机能上。老年人应该为青年人开道，尽量把自己所知道的一些好的东西传授给青年，替他们排除障碍，而不是增加障碍。”[4]（P34）也许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心态，在风云剧边变的“文革”之初，他才会于窘迫之中说出这样一番话：“在一般的朋友、同志们看来，我是一个文化人，甚至于好些人都说我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什么历史学家。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讲，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7]弗洛姆曾做过分析，有些人想要贬低自己，一味地自责，非难自己，甚至连他们坏的敌人对他们也几乎没有做得这么，目的是使自己软弱无力不去做事物的主人。峻急的社会形势往往成为“非己”的催生媒。郭沫若的非己自然不可能与时局的压力无关，但同时还另有深意。在“焚书”之论的二年8月，他在答复一位青年教师对他的批评时，正面解释了自己的“焚书”说：“凤凰每经五百年要自焚一次，从火中再生。这就是我所说的‘烧掉’的意思。”[8]（P409）（涅？是诗人郭沫若的一个情结。此时，他又想借助这一充满诗意的浪漫方式，纵身一跃跟上时代的发展。

建国后的郭沫若在时代大潮和政治风波的浪尖上充当着“喇叭”。这让人想起30年代沈从文的《论郭沫若》，其中的一段话不失为知人之论：“他……永不放弃那英雄主义者的雄强自信，他看准了时代的变，知道变中怎么样可以把自己放在时代的前面，他就这样做。他在那不拒新的时代一点上，与在较先一时代中称为我们青年人做了许多事情的梁任公先生很有相近的地方。都是‘吸新思潮而不伤食’的一个人。”[9]（P8）与时代紧随，但复杂如时代有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理解得了的，个人对时代的理解与历史的评价往往有悖逆。郭沫若逝世前要求把自己的骨灰洒在大寨，他似乎是要把自己和那个时代的象征紧紧联系在一起。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郭沫若以诗一般的语言为此次大会作结：“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时光逝水，造化无情，希望能活过米寿（88岁）的老人，却无缘再跟随新的时代前进了。

 

想做个中学教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与通常的‘革命胜利后’的社会历史模式完全不同，正是这一点，使得当代中国具有特殊的历史重要。而所谓通常的模式，直截了当地说，就是当革命者成为统治者以后，革命便寿终正寝。”[10]（P74）在许多国家，革命后所伴随的“非激进化”状态在中国当代史的前30年间则只是零星出现，似乎只是点缀在一次又一次战斗之间、酝酿着更大冲突的短暂的平静。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在强大的社会潮流面前，个体的软弱体现得淋漓尽致。置身于“不断革命”的环境中，不断紧跟时代的郭沫若也不可避免地感受到汹涌时代大潮逼人的气势，他对诗人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也有了新的理解。

郭沫若在新中国文化界位子高，资格老，按照当时革命逻辑他应当当其冲；但因为有毛泽东几次点名予以保护，又有周恩来切实的实施，他没有受到很大的冲击。尽管这样，时局的压力他还是切身感受到了。毛泽东1963年、1964年的两个批示，全面否定了建国后的文化工作。这虽不是针对郭沫若，但作为文联主席的他也不可能摆脱得干干净净。1965年5月，文化部长茅盾被解职；1966年2月，《人民日报》以整版的篇幅全文转载发表于《文学评论》的《评〈谢瑶环〉》，批判田汉是“彻头彻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3月《红旗》发表戚本禹的长文《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茅盾，从身份、经历上都与郭沫若相似，“郭老茅公”在中国当代文坛也恰是双子星座。后两位则是他的挚友。尤其是田汉，是“三叶”中的一叶，郭沫若曾对人说他与田汉在气质和格上有着许多一致之处。在3月中旬的杭州会议，毛泽东提出要改变以前的知识分子政策，要对资产阶级学术进行批判，要培养自己的年轻的学术。此时他明确提出要保郭沫若。高领袖的这一指示，一方面让郭沫若稍感放松；另一方面，似乎也让郭沫若感到，他自己是有这方面的问题，起码是有这种错误的隐患。而这种错误又不是一般的错误，毛的话中有“吴晗、翦伯赞是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这种政治定位也足以让郭沫若胆寒。因而，毛提出要保郭沫若也可以理解作另一种方式的棒喝。

实际上，在毛泽东做了两个批示及茅盾的文化部长职务被撤销之后，郭沫若似乎就已预感到了什么。1965年12月22日，他在致陈明远的信中说：“我早已有意辞去一切职务，告老还乡。晚年只想找个小小的清静的角落，安下心来好好读书，约几个好朋友谈谈心，度此余生。”[8]（P162）在事过十几天之后的1966年1月，郭沫若就向中科院党委正式提交了辞职报告。他提出要下去锻炼锻炼，当一个中学教员。这是他在严峻的政治形势下所想到的自保之策。

辞职未获批准，令他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1966年6、7月间，在他主持亚非作家紧急会议、强调文艺应该是“战斗的文艺”的时候，北京大学的学生门开辟出来的房子里，贴满了打倒他的大字报。这次又是毛泽东亲自下令保护了他。而这只距毛上次明确提出保护他才有3个月的光景。虽有惊无险，但也应让郭沫若感觉时局的发展并非是高领袖完全所能控制了的。两个月之后发生的事更使他坚定了这种感觉：8月下旬，打倒他的大字报已公然贴到前海西街寓所的围墙上。有高领袖保护尚且如此，当高领袖对他发生有所批判时，他受到冲击自然更不可避免。1973年5月，毛泽东提出批林须结批孔，他在召见江青时，念了一类似顺口溜的诗：“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8月5日，毛泽东又召见江青，令其手记七律一：“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毛泽东指着为他排印的大字本《十批判书》说：这是供批判用的。明了了这个背景，也就不难理解，江青等人对郭沫若的“放肆”之举。1974年1月25日，北京举行“批林批孔大会”，郭沫若被勒令到会。江青指责他在对待秦始皇和孔子态度上与叛国的林彪一致。革命小将们屡次点名批判郭沫若，并令他罚站。面对到会的一万八千余人，82岁的郭沫若沉默无言，但无疑这是他一生中的为难堪的时刻。随后，张春桥、江青又先后找上门来。前者让他承认在抗战时期写的史剧、史论是反对毛泽东的；后者则逼他写检查。

建国后的郭沫若，是一个歌颂体的诗人，他也时常被认为是主动与无产阶级革命者作、被改造好了的知识分子的形象。对于时势，他几乎都采取宣传配的姿态，因而也屡屡自相矛盾，也不免遭“风派”之讥。他彻底地“非己”。但在心底里，他未尝没有愤懑。“文化大革命”开始前曾有一本畅销小说《欧阳海之歌》流传甚广，被誉为“革命文艺作品”的典范，郭沫若亲笔题写了书名。但在“文革”开始后不久，便有传言说该书封面中欧阳海拦惊马的塑像中有台湾的图案，更有人说那题词中隐藏着“反毛泽东”的字样。红卫兵打到门上，要郭沫若交待问题。周恩来设法把他转移，他才逃过此劫。事后，他的一词详细交待了此事：“爰有初中年少，道我为佥壬。诬我前曾叛党，更复流氓成，罪恶十分深。领导关心甚，大隐入园林。初五日，零时顷，饬令严。限期交代，如敢违抗罪更添。堪笑白云苍狗，闹市之中出虎，朱看成蓝。革命热情也，我亦受之甘。”末尾一句“受之甘”，与前面的语句连起来看，只有作委屈、无奈、不服气理解，牢骚之态溢于言表。

如果说对于冲击、诬陷，郭沫若还能忍受、也还能发发牢骚疏导一下的的话，那么他内心的隐疾则给予他更大的压力，让他有苦难言。这也是要命的。建国后的政治批判素来是讲“历史观点”的，要批倒一个人就要挖此人的历史问题的老坟。“历史问题”是一把利剑，而且这把利剑又可以按时事的需要来打造，有时让当事人有口难辩。郭沫若不是生活在真空之中，他也有自己的“历史问题”。比如，1928年起与党失去联系10年，比如国防文学的论争中他的表现。还有他个人的生活也容易落人以口实：他在一系列自传中的自我暴露，如少年时的纵酒、同恋倾向都会成为批判他的有力武器。更致命的是，1928年他对鲁迅的批判、甚至是谩骂，这也成为他的一个心病。在创造社后期，对鲁迅发起进攻的文章中有一篇名为《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而作者杜荃，便是当时远在日本的郭沫若的化名。鲁迅是毛泽东给予高评价的文化人，建国后，鲁迅更是日益被向神坛。对鲁迅的态度，在那个时代可以成为判定一个人是敌是我的标准。30年代与鲁迅不和的周扬，曾说过：他有两个癌，一个是肉体的肺癌，一个是30年代。文革一来，周扬被打倒，对他的一个有力的指控便是对鲁迅的态度。而与郭沫若比起来，周扬则可以说小巫见大巫了，他起码还不曾指名道姓地对鲁迅有过指责、哪怕是微辞。郭沫若自然知道，自己几十年前的那篇文章意味着什么。对于这件事，他采取了回避的态度。1958年11月，他接待了北京师范学院的6名来访学生，谈到创造社后期时，曾说：“不久，我出国了，他们却把鲁迅、蒋光慈也当成批评的对象”。后来，冯乃超就前述文章几次问及他，他总以“记不清了”作答。[6]（P415）1961年，他在为《郁达夫诗词抄》作序时，曾谈及对人的评价标准：“对于尽了一定责任的已故的友人，我们应该抱着望远镜去看，把他的优点引近到我们身边来；而不是抱着显微镜去看，门挑剔他的弱点。”[6]（P463）他能要求批判他的人也做此观吗？

除了个人精神方面的痛苦之外，“文革”以来在自己身边发生的一桩桩血案更让郭沫若体会到政治的无情。1966年8月初，叶以群跳楼自杀；24日，老舍舍身赴清池。郭沫若当然记得，在此数月前，叶以群还和自己促膝而谈。而老舍的自沉，更会使他感到悲愤难当。郭沫若也当然记得，两年前他与老舍就黄山诗唱和：老舍赠诗八，沫若冒雨造访；分别后，老舍又余兴未尽，派人到郭府送诗一“诗谢郭老秋雨中来访”。一来一往，情谊浓浓。他与老舍渊源已久。抗战初期，郭沫若在上海主持救亡的宣传工作，老舍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实际工作的主持者。他们亲同手足，老舍视郭沫若为兄长，郭沫若认为老舍是难得的好人。友人常已矣，又有谁再与自己往来唱和？

屡失挚友让郭沫若顿觉寒气逼人，两年之内痛失两子则让他痛彻心底。1967年4月，在部队的郭民英自杀。按文革时惯常的思维方式，个人是没有个人思想和生活的自由，个人紧紧地与革命大业联系在一起，因而自杀不仅不能得到人们的同情和理解，还要被视为对现实的不满，因而也多半要招来恶名声。自杀便是对党有意见，起码是不作。突遭丧子之痛的郭沫若夫妇还得忍受新的折磨：写信给部队这他们的教子无方作自我批评。一年之后，他又失世英。1968年4月19日，在中国农业大学的世英被人绑架。四天后，郭沫若夫妇见到是爱子的骨灰。据说，世英至死也没有被松绑。在这四天里，郭沫若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世英被绑架的当天晚上，郭沫若随周恩来参加外事活动，但他却没有向周伸手求援。郭沫若与周恩来的关系非同寻常。在北伐时期便有友谊，他重返日本也是周恩来安排。1938年，中共中央决定以郭沫若为鲁迅继承者、中国革命文化界的领袖，这一决定源于周恩来的建议。也是周恩来借纪念郭50寿辰之际对郭沫若在进步文化界的地位做了为明确的界定，称其为“革命文化的班头”，这无疑为建国后郭沫若在新中国的地位打下了基础。40年代，郭沫若的许多剧作都让周恩来看过，周也提出了许多建议。他们在国民党的政治部共事，周是代理部长，设备保温施工郭是三厅的厅长，而周能控制的也只有这个厅。文革时期，周恩来亲自关心郭的生活。周是郭的上级，但两个人的私交也非常不错。郭的孩子称周为“好爸爸”，而周夫妇与郭一家也屡有影。从照片上周恩来神情上看，没有子嗣的他把郭沫若的孩子视作己出。为爱子心焦如焚的郭沫若，坐在周恩来身边，却一直没有跟周提起儿子的情况。后人指责郭沫若的出于自保而置儿子不顾。其实这并不公允。世英被绑架症结是在五年前的旧案——Ｘ诗社事件。X诗社是当时北大的一个秘密组织，成员只有四名，他们聚在一起对一些敏感的时事问题进行讨论，如毛泽东的思想能不能一分为二等等。后引起公安部的注意，诗社的四名成员，三名判刑劳改，而作为其中的骨干的郭世英却从轻发落以“反动学生”论处。五年后，在“中央文革”的指使下，一伙人旧事重提，绑架了世英。他们要追究的是——“谁包庇了反动学生郭世英？”以郭沫若的身份并非可以决定此案审理判决的政界要人，他们指向郭沫若背后的要人。而这一要人，便是曾施以援手的周恩来。以周恩来当时的处境，绑架者、刑讯逼供者借此将矛头指向他的可能不是没有。这有后事为证：这年６月初，毛泽东在与中央负责人的谈话中提到要打倒陈毅的外语学院某组织，周恩来插话：他们也是要打倒我的。毛泽东接着说：陈毅打倒了，你就差不多了。而后来，得知世英之事到郭家安慰的周恩来也说：他们要整的是我呀！这也验证了周恩来的处境。对此，富有政治经验的郭沫若，心中是十分清楚的。他知道，在当时险恶的政治形势下，请求周出面救助，很可能是将周送进陷井。一面是爱子命攸关；一面是亦师亦友、处境艰难、又关系中国大势的周恩来或许会被自己向火坑。即使聪敏如郭沫若者，又该如何是好呢？世英出事后，郭沫若曾每日用毛笔抄录儿子日记，整整抄了８大本。以泪研墨，郭沫若借此寄托思念，也是在疏泄内心的痛苦。

屡失挚友，连丧两子，置身于政治边缘的郭沫若，对于政治与诗人的关系有了不同于此前的理解。1924年的郭沫若主张的是艺术家与革命家的一体论：“一切真正的革命运动都是艺术运动，一切热诚的实行家是纯真的艺术家，一切志在改革社会的热诚诚的艺术家也便是纯真的革命家。”[11]（P192）40年代，他写《屈原》，认为楚国亡于秦是缘于楚怀王不能采纳屈原的建议；写《甲申三百祭》认为李自成的大顺王朝毁于一旦是因为李岩的主张未能进入决策层。事过境迁，70年代得郭沫若显然对这一问题有了不同的看法。他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对两名传主经历的描述给读者的感觉是，文人从政没有不失败的。1977年他赠阿英的诗云：“你是‘臭老九’，我是‘臭老九’。两个‘臭老九’，天长又地久。”他终安于知识分子的身份，戏谑之中透露出前所未有的轻松。

 

“我只是摆设”

 

郭沫若是个文人，但又是个很有政治抱负且有着特殊政治经历的文人。1945年，郭沫若在编罢《十批判书》后曾感慨：“我从事古代学术的研究，事实上是娱情聊胜无的事。假如有更多的实际工作给我做，我倒也并不甘心做一个旧书本子里面的蠹鱼。”[12]（P466）与学术相对的“实际工作”，自然是指社会的实践工作，或者更直接地说是政治工作。建国后的郭沫若，可以说要仁得仁，作为国家领导人，国务活动成为他的主要工作。但他并没因此而感惬意。1965年初，郭沫若曾对秘书王廷芳说：“我只是摆设，我耳朵听不清，又不善于搞行政工作，让我挂那么多头衔，来了运动我就要检讨。”[13]（P182-183）1966年，陈明远陪同叶以群来访，他又戏称自己是身不由己的“接客先生”。郭沫若当时的政治活动主要是陪同主席、总理接待外宾，从其年谱记载看，他有时一日要接见数次外宾。但这里所谓的政治与他所想参与的政治是距离的，这似乎还不是他所说的“实际的工作”。

曾经沧海难为水，郭沫若在政治上曾有过辉煌的时候。1926后7月，他从广州大学投笔从戎，毅然参加北伐，任政治部宣传科长，兼行营秘书长，很快升任政治部主任，授中将衔。1927年6月31日，在朱德家里他写就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发出讨蒋的一声，一时成为风云人物。他虽未赶上南昌起义，但起义前被举为由周恩来、朱德等25人组成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员，以及由宋庆龄、贺龙等7人组成的主席团成员，并任起义军政治部主任。在此后的南征途中，他与贺龙一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参加了起义军领导成员会议，参与决定党领导的一支武装力量的前途和命运。这是郭沫若值得骄傲的经历。是否可以这样说，如果不是后来总政治部被打散，郭沫若与起义军脑机关失去联系，不得不暂避香港，他也会成为新中国的开国元勋。再退一步说，1927年底他又重回上海，如果不是因染上斑疹伤寒错过了赴苏联的机会，他也会成为新中国的中坚力量。蒋介石悬三万元赏格捉拿他，1928年病愈的郭沫若只能在周恩来的安排下重新返回日本，而后又失去了组织联系。10年后，再次返回中国参加抗战的郭沫若已不再是武装革命的元勋，而成为不折不扣的无党派民主人士和文化战士。

建国之初，新中国对郭沫若的安排也是把他当作无党派的知识分子。建国后一届政务院，四个总理党外占两个，黄炎培代表民族资产阶级，郭沫若代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据说，周恩来、陈毅也曾一再表示过：像郭沫若这样的名人留在党外比在党内对革命的贡献更大些。在新中国的干部序列中，郭沫若不处于老革命老干部之列。民主人士与老革命老干部之间无疑是有区别的。这种区别在北师大女附中读书的女儿郭平英感受到了，班上“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子女在语气中所传递的对知识分子尤其是来自国统区知识分子的偏见，使她懊悔有一个总理、委员长、但仍是民主人士的父亲，还不如生在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家。[5]（P266）郭沫若对此自然也有认识。1958年12月，郭沫若重新入党，他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他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了这样一番话：“我经常感到遗憾，觉得无党无派的郭沫若存在，似乎误了一部分青少年。现在党批准了我入党，我为自己庆幸，也为一部分青少年同志解除了误会而庆幸。”[14]这他用这种方式来表达恢复自己党员身份的急切。他的夫人于立群，曾屡次坚持郭沫若的党龄应从1927年算起，这其中似乎也有郭沫若的意见。据说，1960年郭沫若的《蔡文姬》上演，当场一位将军半开玩笑地大声说：“曹操如果像郭老写得这样好，我就介绍他入党。”[15]这种玩笑中包含的轻佻和不以为然，以及周围人对这种玩笑心领神会的响应，连在场的孩子都能体会得出来了。郭沫若若听到这番话一定会有更重的失落感吧？

跻身于一国领导人行列，郭沫若享受到前所未有的荣光。1958年他在赴朝访问过程所写下诗中有：“长途劳警卫，发动一师团。车辆交通断，旌旗夹道看”。一个师团的警卫为自己开道护驾，路边旌旗招展。这迎宾的阵势着实让他感到了身为国家领导人的荣耀。建国后，他也有过切实的政绩。新中国建国，“美帝”悍然在朝鲜和我国东北投掷细菌弹。在郭沫若等人的动下，1952年春世界和平理事会在挪威奥斯陆举行执行局会议，郭沫若率团参加。他在会上会下抓紧一切机会工作，并门召开了一个小型会议进行宣传。会议终于通过了《反对细菌战》，并通过决议组织“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郭沫若喜而泣，并对茅盾、钱三强等人说；“总算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委托啊！”[16]会议结束会，他直飞莫斯科接受“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会上他朗颂了自己的新作《光荣和使命》，其中有“我今天接受了无上的光荣，也接受了庆严的使命”。此时的郭沫若豪情满怀，使命感非常人能获得的，常人也没有机会提及“党和人民的委托”。此进的他或许会想到自己心仪已久的屈原，赴齐谈判不辱使命；或许也会想到他所赞颂的孔丘，夹谷之会成绩显著。但成就感与使命感都是短暂的，新中国给予他大展抱负的机会毕竟太少了，“接客先生”的角让他不能满足。“万事请从隗始耳，神州是我我神州”，这是郭沫若1919年写下的诗句，这其中能见出他的抱负，他要做像郭隗一样做个帝王之师。而新中国后自己的作为与这个希望相距甚远。1953年6月，他在评价屈原时不无羡慕地写到：“他靠着自己的才能曾经得到楚怀王的信任，做到仅次令尹的左徒的官职，参预了高级的行政工作和外交工作，他的实际政治家的作风相当浓厚地表示着法家的彩。”[4]（P170）左徒相当于宰相，职责在于参与议论国事，发布号令，接见宾客。屈原的位置与郭沫若的相仿，这是郭沫若的欣慰；同时这段话中“高级的行政工作和外交工作”、“实际的政治家”等语，似乎也透露出他的向往。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他对李白寄予了大的同情，对皇家给予李白的地位深为不平：“唐玄宗眼里的李白，实际上和音乐师李龟年、歌舞团的梨园弟子，是同等的材料。”[17]（P251）郭沫若的政治理想或许是要做个帝王之师，但建国后他是以毛泽东为师，他们之间所有的只是诗词唱和，毛泽东所咨询郭沫若的是诗词方面的问题。惟一的例外是在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之时，郭沫若一次进入中共中央的委员会，成为党的领导。九大召开前，毛曾就政治报告征求他的意见。而这似乎也是象征的，大的方针政策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再有改变。的确，“尽管政治活动在郭沫若的人生事业中占很大比重，但他毕竟没能欣赏他曾经期望扮演的决大疑、定大策、斡旋大局、力挽狂澜的角”。[18]（P135）

 郭沫若毕竟是聪敏的，从他建国后的许多表现来看，当他明白了自己“只是个摆设”之后，也就只以“摆设”的标准来行事了。1969年中共九大召开前毛泽东就政治报告征询他的意见，他只是提出技术的修改意见，把其中的四节与三节对调了一下。而他的这种态度，在与周扬的共事中更能看出来。周扬，生于1908年，比郭沫若小16岁，1927年在郭沫若参加北伐后来升任总政治部主任时周扬还只是个不满20岁的青年。从革命资历上说，周扬比之于郭沫若确实算个小字辈。周扬在延安时就曾有文章也对郭大加赞誉，用语非常恭敬。郭沫若逝世时，周扬在悼念文章更明确称自己是郭的晚辈、学生，拜受过他的教益。但周扬毕竟是党的人，是党在文艺领域里高的领导。郭沫若对他非常恭敬，让人有理由认为他把自己当作周扬的手。郭兼文联主席和科学院院长两职，但他把工作重心放在科学界，文艺界的事情他听中宣部部长周扬的安排。1958年编《红旗歌谣》便是周扬定了基调，算是两人编。郭沫若1958年接受记者们采访时，也说此书是周扬主编，而没有提及自己在其中的工作。两人交往中有意味的一幕发生在1978年6月3日，当时全国文联三届委员会三次扩大会议正在召开：

六月三日清晨，他一睁眼就问秘书王廷芳：“文联的会开得怎么样？周扬同志来过吗？”王廷芳告诉他会开得很好，周扬已于昨天晚上来过，医生不同意会客。他听了愣了一下，说：“我这不是挺好吗？太失礼了。”王廷芳说可以打电话请周扬来，他略加考虑后，犹豫地说：“他很忙，这太麻烦他了。”他让秘书在电话中与周扬商量一下。周扬很快来到医院，沫若已经坐在沙发上等候，今天他的精神之好，是多少日子所未曾有过的。……周扬说：“您是歌德，是社会主义时代新中国的歌德，是我们中国的国宝！大家都期望您早日恢复健康，重新领导我们前进！”沫若笑了笑，幽默地说：“我是什么国宝，我是‘郭宝’；你做了很多工作，我没有做什么工作，很惭愧。”[6]（P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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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幕场景中的许多细节非常值得玩味。此时他的状况身体状况已经不好。九天之后的6月12日，郭沫若辞世。他还要坐在沙发上等待周扬的到来，这非常能说明郭沫若怎样摆放周扬与自己之间的关系。可以肯定的是，不是一个前辈对待后生的态度。

无奈地做个“摆设”的郭沫若，比之于先是待诏宫中、而后赐金还山、终被流放的李白当然要幸运得多，他有他的历史研究，也被安排了相当高的政治职务。但这与他所期望的“实际工作”还有所距离，他曾不无失望地说自己是在金丝笼里。40年代中期，时值郭沫若刚入知天命之年，进步文化界便对他有了固定的称呼：“郭老”。新中国建立，这一称呼顺理成章地被延续下来。称人为“某老”在显出恭敬之余，总让人感觉有美人迟暮之感，似乎此人只能做个顾问式的闲人了。与“郭老”相对，郭沫若称自己是“老郭”。“一终天地改，我如新少年”，这是郭沫若1955年的心情。郭沫若说过“郭老不算老”，他或许不愿意那么早便成为“郭老”。

 

“十个手指伸开按跳蚤”

 

1949年新中国开国之时，郭沫若已57岁，近于花甲之年。老之将至，岁月成为他的大敌。

如许多步入老年的人一样，郭沫若屡屡谈及时间和年龄。“郭老头，六十七，再努力，来得及”，这是1959年郭沫若在北戴河的沙滩上向人吟咏的顺口溜。[6]（P427）虽再努力还来得及，但也已是郭老头了，有不胜唏嘘之感。1963年他写就电影剧本《郑成功》，剧中人物沈全期的感叹似也道出了他的心声：“认真地说，‘老’是顽强的强盗。它偷偷地就跑来了，弄得你眼睛也花了，牙齿也掉了，筋骨手足也不灵了，头发胡子早在替你挂孝了，你赶也赶不掉它。”[19]（P295）此时的郭沫若已进古稀之年了。在《李白与杜甫》中，他同情流放的李白说“迅速的衰老等待着他”，颇给人一种惺惺相惜之感。辞世之前的郭沫若又屡屡叹惜：“时间很重要啊！”“时间特别重要！”[20]（P582）他还有着许多的愿望，比如：20年代便曾提出，要借助自己的医学知识建构新的文艺理论；在史学上，毛泽东建国前曾提及希望他搞太平天国史，他还没有做……时光无情，一种愈来愈重的失落感袭击着他。

建国后的郭沫若大的失落莫过于他疏离了文艺女神。1955年10月，他向自己的小朋友陈明远吐露心曲：“自从建国以来担负了国家行政工作，事务繁忙；文艺女神离开我愈来愈远了。不是她抛弃了我，而是我身不由己、被迫地疏远了她。有时候内心深处感到难言的隐衷。看来只好等我退休以后再去亲近文艺了。这也是为国为民所作的个人牺牲吧。”他感觉自己的艺术感觉迟钝了，到印度访问数日，但浮光掠影，竟没有来得及留下一点艺术的印象，觉得遗憾了。他为自己拿不出什么象样的诗稿来给陈明远来读而深感到不安。[8]（P77）虽然，建国后的郭沫若，一直作为了不起的诗人受到崇，从数量上看，也决不比建国前少，仅出版的诗集就有《新华颂》、《潮集》、《东风集》、《骆驼集》、《百花齐放》（多个版本）、《沫若诗词选》、《东风一枝》（于立群整理）等，但在艺术质量上，郭沫若心里是有数的。1958年，他的《百花齐放》发表后博得一片好评，不同的出版社还为其出了不同的版本，还有的门配了画。但郭沫若并不以此为荣：“我还没有糊涂到丧失自知之明的地步。那样单调刻板的二段八行的形式，接连一O一都用同一尺寸，确实削足适履。倒象是方方正正、四平八稳的花盆架子，装在植物园里，勉强地插上规格统一的标签。天然的情趣很少很少了！……现在我自己重读一遍也赧然汗颜，悔不该当初硬着头皮赶这个时髦。”他赞誉陈明远《百花以外的花》五，认为他们都超出了《百花齐放》一O一之上。[8]（P109）他在1956年5月30日致陈明远的信中同意他对自己诗的批评，而且说得“更尖锐”：“确实如你所指摘的：《新华颂》里没有多少‘新意”！所有的只是老掉了牙的四言、五言、七言老调，再有就是一些分行印出来的讲演辞”；“你担心你的意见‘提得太尖锐、怕老师受不了’吗？但我自己要说得比你更加尖锐，我要说，近二十多年来我所发表的所谓的‘诗’，根本就算不上是什么文艺作品！这都是我的真心话”。[8]（P79）

郭沫若向来主张，诗与非诗的区别，在于生命之情的存在与否。王富仁曾著文指出，在郭沫若的优秀诗作中，一切都不是作为特定的符号存在的，它是一种状态，是一种没有思想含义的形式，是一种没有本质的现象，它需要的不是领悟、咀嚼和品咂，它需要的是感受，直接的感受；它不需要你联想什么，不需要你赋于它什么意义，只需要你的心弦随着它的波涛起伏，应着它咆哮跳动。它给你的仅仅是那一刹那的沉醉，但正是这一刹那的沉醉使你感到你自己是完全自由的，是充满巨大、澎湃的生命力的，感到你不是卑微的、软弱的、草芥般微不足道的，而是一个高扬的人，是世界的主宰，宇宙的主人。[21]的确，给郭沫若带来巨大声誉的郭沫若式的诗无一不是情感充盈之作。对此，他个人更为心知肚明。而郭沫若自知，他后来的诗作，特别是建国后的作品，不仅没有了创作《女神》时的那种火山爆发式的内在情感，连起码的“自然流露”也难以做得到了。郭沫若一定还记得，在日本读医学院时，诗的灵感袭来，他脱掉鞋袜赤脚站在石子路上，感受着与宇宙一的境界，这是一个诗人大的幸福。而这种幸福，郭沫若发觉建国后却难以再体会到了。写诗要自然流露，要紧的是一个“诚”字，容不得半点虚情假意和矫揉造作。建国后的他，不得不时常小心翼翼地应付时局，有时甚至不得不逢场作戏。他企图努力追赶时代，而对政治环境的不适，与个自我的冲突，风雨时来的严峻，汇聚而成的是一种巨大的焦虑感。而正是这种巨大的焦虑感，扼杀了他的真正的诗情。1963年他在写给陈明远的一封信中，坦露的正是这样一种痛苦：：“至于我自己，有时我内心是很悲哀的。我常感到自己的生活中缺乏诗意。因此也就不能写出好诗来。我的那些分行的散文，都是应制应景之作，根本就不配称为是什么‘诗’！别人出于客套应酬，从来不向我指出这个问题，但我是有自知之明的。……希望你将来校正《沫若文集》的时候，把我那些应制应景的分行散文，统统删掉，免得后人耻笑！当然，后人真要耻笑的话，也没有办法。那时我早已不可能听见了。”“回顾我的过去，我对于自己发表过的‘诗’已经没有多大兴趣。任它们作为历史的陈迹，自生自灭吧。希望寄托在你们下一代接班人身上。”[8]（P142）

诗人、学者、国务活动家，这三个身份之中，郭沫若为注重的哪一个，从现有材料还不得而知。但在这三重身份中，郭沫若都体味到了深重的失落。作为国务活动家，他感到的是对“接客先生”这样一种角的不满；作为学者，他没有再拿出《青铜时代》这样一类有份量的成果；作为作家，他又丧失了构成作品根基的真诚。早在1959年，郭沫若便有过自己简直一无是处的慨叹：新诗已写不好，只能写旧体诗；毛笔字也愈写愈滥；毛笔字、文言文、旧体诗，三者象长袍马褂瓜皮帽一样紧紧束缚关自己。[8](P109)1965年，他的这种失落感更加浓重：“我早已有意辞去一切职务，告老还乡。上月我满七十三周岁了。中国有句俗话：‘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在世的日子，所剩无几了。回顾这一生，真是惭愧！诗歌、戏剧、小说、历史、考古、翻译……什么都搞了一些，什么都没有搞到家。好象十个手指伸开按跳蚤，结果一个都没能抓着。建国以后，行政事务缠身，大小会议、送来迎往，耗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近年来总觉得疲倦。”[8]（P162）“文革”结束后，病中的郭沫若似乎重又焕发青春，在全国科学大会的书面发言中，他大声呼唤政治、文化、自然科学等各个方面的巨人的出现，他欢呼科学的春天的到来。但此时的他只能是徒有雄心，自己无力再拥抱这科学的春天了。郭沫若去世后，茅盾在悼念文章中说：“知君此去无遗憾”，这大概也只能看作是对这位“壮志未酬”者遥遥的安慰了。

“五四”时期横空出世日诗人郭沫若，是一个力张扬自我、突显个的浪漫主义者，也正是基于此，他才开辟了一个新的审美境界而成为中国新诗史上为著名的代表：在学术研究方面，他以个化的文化眼光卓具创见。而建国后的郭沫若，在峻急的政治形势下，却不得不听命于时势的需要，疲于追赶时代，小心应对危局，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这使他不论在文学创作还是在研究方面，常常是从某种政治观念出发，或尽力迎领袖人物的意志。这样一种主体的丧失，对于富有浪漫气质的郭沫若来说，无疑是致命的。他所慨叹的什么“都没能抓着”，关键显然并不在于“十个手指按跳蚤”，而在于自我的迷失，在于许多时候，那手指已不是他自己的“手指”了。

 

 

建国前的郭沫若喜欢写自传。自传中的他因母亲梦豹而生，一下生便是个脚先着地的叛逆者；自传中的他是学生中厉害的“八大行星”之一，不学习，拿高分，与学监对骂；自传中的他笔伐手握兵权的蒋介石，痛快淋漓……这是何等的自得。郭沫若喜欢在他的史剧中塑造果敢异常、义薄云天的大英雄，如荆轲，如高渐离，如聂政姐弟，活则活得轰轰烈烈，死则死得干脆利索。但这些，一定会让建国后的郭沫若恍若隔世。“人是清醒的，诗也是清醒的。天‘向暮’了，他在向吴 决别；生命也‘向暮’了，他也在向尘世决别。”[17]（P317）这又何尝不是郭沫若的夫子自况？如假以时日，深切地体验了暮年人生悲凉的郭沫若，会怎样续写自传，怎样展示建国后的自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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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认真搞事业•杨2.0版，回来了！

[14]郭沫若.学习毛主席[J].人民日报,1959(1,3).

[15]点点.点点记忆[J].当代, 1998（4）.

[16]钱三强.忆我尊敬的长者——郭老[J],光明日报,1982(11,17).

[17]郭沫若全集:历史编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18]刘纳.重读《李白与杜甫》,转引自曹剑主编.公正评价郭沫若[Z],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

[19]郭沫若全集:文学编8卷[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20]王廷芳.光辉的一生深切的怀念,郭沫若研究资料（上）[Z],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21]王富仁.他开辟一个新的审美境界[A].郭沫若研究7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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